增加国债规模可行 用于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必行

来源:作者:发布时间:2016-08-15点击次数:3076次

中国经济导报记者|杨虹
      近两年,我国政府采取了降息降准等货币政策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,促进经济发展。从实际效果来看,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,但是经济下行压力仍在。那么,在此背景下,该如何提振经济发展呢?
“不仅应考虑从货币政策方面促进经济发展,也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力度,增加国债发行规模,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领域。”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业务总监刘凡、高级副经理周舟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。  
      适当增发国债:为企业降杠杆争取更大的时间空间
      近年来,中国的债务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。对此,刘凡和周舟分析指出:
周舟谈到,“我们以银行间和交易所发债企业为样本,统计了2012~2016年非金融类发债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。2012~2014年,非金融类发债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2%左右,逐年小幅提升。2015年,非金融类发债企业资产负债率迅速提高,上升3个百分点,达到65%的水平。”
       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(BIS)对各国的统计,2008年以后,全球企业部门负债率大幅上升,从2008年的180%左右提升到2015年末的220%左右。具体来看,2015年末,发达国家的企业部门负债率为268.2%,发展中国家为174.7%,而中国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为254.8%,已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,更大幅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。
中央政府负债率还处于较低水平
      刘凡指出,从中国各省级地方政府来看,部分地方政府的偿债风险已经较高。除北京、重庆和湖北外,2013~2015年,各地方政府债务率都有上升。不同省份之间的债务率水平差异很大。地方政府债务率最高的为贵州和云南,贵州2015年负债率已经高达87%,云南的负债率也接近60%的警戒值。“不过,相对来说,中央政府负债率还处于较低水平。”他谈到,有数据显示,2011~2015年我国中央政府负债率基本维持在15%左右的水平,若考虑中央可能有一定救助责任的政策性银行债,中央政府债务率逐年小幅上升,2015年末为32%。
      而周舟也指出,根据BIS的数据,2015年末各国政府部门,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,负债率(负债余额/GDP)为75.4%,发达国家政府部门负债率为110.2%,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负债率为45.3%,而中国政府部门负债率与发展中国家水平相近,为44.4%。“这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。”
      综上所述,周舟认为,首先,中国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已然较高,如果继续增加企业杠杆以促进经济发展可能会带来系统性风险;其次,我国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已经超过警戒水平,考虑地方政府可能负有偿还或救助责任的或有负债也较多,不宜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债务;最后,中央政府的负债率距离警戒水平还有较大距离,相比欧美国家中央政府负债水平仍然较低,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。“由此,为促进经济发展,我们建议应加大财政政策力度,适当增发国债,为企业降杠杆争取更大的时间空间。而且,当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在2.8%左右,几乎处于历史最低水平,在此条件下增发国债的融资成本也会较低。”  
      加大社保投入:促进社会福利水平以及社会公平的提高
      如果增发国债,那么这笔资金又该投入哪些领域呢?刘凡和周舟为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对比了国外政府支出的差异。刘凡谈到,从国际上看,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比最大的项目一般是收入保证、医疗和一般公共服务。像美国政府(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)支出占比最大的三个项目分别就是收入保障、医疗以及一般公共服务。其中,收入保障类占比最高,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一直就维持在20%以上,2014年占比为23.53%。其次是医疗类支出,占比从1960年的2.7%左右逐年快速上升到2014年的22.62%,这与美国在二战后进入老龄化社会有关。又如,德国政府支出占比最大的三个项目是社会保障、医疗以及一般公共服务。其中,社会保障支出占比一直远远高于其他项目,2012年占比为42.49%,医疗支出占比为15.39%。英国政府支出占比最大的三个项目是社会保障(36.32%)、医疗卫生(16%)、教育(12.19%)。
      而中国财政支出中占比最大的三个项目为经济事务、教育和社会保障。其中,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比仅为10.52%,大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。医疗卫生方面的占比虽逐年上升,但2015年占比也仅为6.7%。周舟认为,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,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,经济事务的财政支出占比逐渐下降,而社会保障、医疗等民生方面的投入逐渐增多。“由此,我们认为,随着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,并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,应利用增发国债的资金加大社会保障、医疗方面的投入,促进社会福利水平以及社会公平的提高。”  
      社会保障重点:老龄农民养老和增加公租房、廉租房供应
      对于如何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,刘凡和周舟的思考和建议是:
      ——增发国债的资金可用于增加老龄农民养老金。刘凡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,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中超过一半用于退休人员的保障支出。而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,“个人认为,可将增发国债的资金用于加大农村人口养老保障投入,具体主要可用来增加老龄农民养老金。”他进一步解释说,自从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以来,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,但仍然存在覆盖程度不高,养老金额较低的问题,难以满足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。“个人算了一笔账,2014年,我国60岁以上人口约为2.13亿人,按照45%的乡村人口比重计算,60岁以上农村人口约为1亿人。如果为每一个60岁以上农民发放养老金300元/月,一年增加财政支出为3600亿元。而以2015年国债发行量18016.2亿元计算,仅相当于增发国债约20%。”
      在刘凡看来,增加老龄农民养老金的好处多多。首先,可以直接改善老龄农民的生活水平,利于实现“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”的战略目标;其次,增加老龄农民养老金的措施还可以通过改变当前中国7亿农民的预期,从而增加农民当期的消费和投资;最后,这部分人群所释放出的大量消费和投资需求,例如新建房屋等,利于消化我国过剩产能,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。
      ——增发国债的资金可收购滞销库存房屋,用于增加公租房、廉租房供应。
      周舟认为,增发国债的资金除用于增加养老金外,还应用于收购滞销房屋,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体、外来务工人员的公租房、廉租房供应。他指出,目前全国住房用地实际供应面积中,保障性安居工程占比约为20%左右,去掉主要适用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适用房和双限商品房后,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土地供应(廉租房、公租房)占比不到10%。城镇低收入家庭、新就业职工、外来务工人口这类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。周舟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列举了这样做的好处:一方面,落实了城镇化,解决外来务工人口的住房问题,同时降低了低收入人群或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成本,可使其收入转移到下一代的教育上,真正能在城镇中落地生根;另一方面,也实现房地产去库存,降低企业杠杆率。同时,考虑到滞销房屋很可能地理位置较远,交通配套措施等并不理想,因此应大力修建城际高速铁路等基础配套设施,连接城市工作区和郊区居住区,提升保障性住房社区的便利性和居住环境。
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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